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总主题就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的总主题是“道德与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的总主题就变成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总要和人发生关系，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普遍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文化就在一个什么问题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甚至那些不是在这个问题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也常常被人们纳入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意义上来理解，来接受，并因与这个问题的联系而得到人们或高或低、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关心的是人的道德的问题，那时即使与道德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如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学、艺术等等，都被纳入到道德中来理解和运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总主题就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即使原来重视的道德问题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个总主题中来。这个总主题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持续到现在。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个总主题同原来那个“道德与人”的总主题一样，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盲点。“道德与人”这个文化主题的作用是企图为人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稳定的秩序，它的盲点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这诸种事业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人与人的和谐的关系和稳定的秩序怎能建立起来呢？而假若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这各项事业需要不断发展，我们怎能找到对人的一种固定不变的道德要求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个文化主题是企图为中国和世界建立一种适当的、合理的国际联系，但它也有盲点，即这种联系的基础在文化本身是无法找到的。我们既不是为中国文化而存在的，更不是为西方文化而存在的，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而存在的。文化要有利于我们现实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应当有利于某种文化。而我们的人，是以社会整体的形式而存在的，文化中的人不能仅仅归结到哪一个具体的人，在过去我们常常把它归结到“毛主席”一个人或“工农兵”一个社会阶层的身上、由他或这个阶层来代表我们的社会，现在我们又常常把它归结到我们个人或少数知识分子精英身上、用我们自己的愿望或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愿望来代表我们的社会。其实这都是不行的。社会是个结构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代表它的全体。文化与人的关系实际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不与整个社会发展相联系的纯粹个人的发展构不成一个民族的文化问题。所以，当我们与外国文化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以后，“文化与社会”的主题就成为我们文化的总主题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在一片“道德不道德”的争论声中发展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在一片“坚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还是学习西方文化”的争论声中发展的。我们今后的文化，还不会是完全统一的，但我们争论的问题应当有个变化。那就是，对待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我们问的主要不是它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不是它属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还是属于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它对我们的社会及其发展有益还是无益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盲点，但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还没有初步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文化的总主题在我们的文化发展中是无法被代替的。
参加这套丛书的编写的，大多数都是中青年学者。陶东风、蒋原伦、牛宏宝、谭桂林、萧同庆、逄增玉、李怡都已是学术界知名的学者。他们各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切实的研究和较为系统的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当是极为有益的。在具体的观点上，我们并不相同，但关注的问题却是一个：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
感谢陕西教育出版社与贾行宪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作，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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